来香港以前，鼻炎常年困扰梁茉。今年是她在港的第六年，她只要继续留下工作生活一年，就能正式成为香港人。

她出生在河南一座三线小城， 2017年从当地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，来到香港浸会大学攻读硕士。香港硕士学制一般只有一年，学费约十万元，加上学校世界排名靠前，国内认可度高，和内地文化差异相对小。和她一样，许多内地学生都把香港看作留学的“高性价比”之选。

梁茉还记得，初到香港，飞驰而过的车辆经过身边，带起一阵风也不见扬尘。“空气不一样，鼻炎也不再犯了。”只这一个微小的理由，她决定留下试试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毕业后，根据政策，留学生们会获得一年过渡签证找工作。接下来，如果能在香港持续工作生活七年，他们就能够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。

和梁茉类似，许多内地年轻人们来到香港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日复一日生活的足迹。他们共同的身份是：“新香港人”。

事实上，随着疫情后香港进一步放宽各项人才计划申请条件，香港新移民数量迎来大幅增长。8月15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显示，香港停止了总人口连续三年下跌的情况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超过15万人，总人口数字约750万人。

放宽的人才政策包括取消对“优才计划”申请总人数的限制，推出“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”，吸引高收入、高学历人群来港；今年7月，港府计划再次拓展吸引人才的规模，符合人才政策的院校名单不再局限于世界排名前100位高校。

不过，据媒体报道，虽然越来越多符合人才计划的年轻人已经获批长期签证，但他们依然对于是否留港生活处于观望态度。

凤凰网采访多位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年轻“港漂”，还原他们的生活与留港选择的心理过程，试图为更多人提供参考。

职场不卷，也不问结婚和生小孩

梁茉觉得，与现今港府引导的“八大中心”建设需要多个行业人才的方向有所不同，多年前，在香港要找到一份和自己专业“对口”的工作并不容易。

当时她就读的环境专业，是在生物学大类下——一直以来，因为就业情况不好、工作环境辛苦等，生物学被称为“四大天坑之首”。她毕业的2018年，许多同专业的毕业生因找不到对口工作、无法承担生活成本，纷纷回到内地，留下的同学有做金融的，做物流的，几乎没有一个在做专业对口的工作。

“当时为什么很多人毕业后留在这里卖保险，就是因为没得选。相对来说，保险公司招聘的人数会多一些，对新人的包容度也高一些。”从香港城市大学读完硕士后留港五年的郑雨说道。

《经济导报》曾提到，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9月的月薪平均为1.96万港元，其中60%以上的人月薪超过2万港元。郑雨曾经有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，每月薪资约1.5万港元，比普通售货员高不了多少，后来这位媒体从业者转行去了金融业。

虽然当时找工作不易，但不少受访年轻人告诉凤凰网，没有在香港职场内体验到“内卷”的情况。

“从能力、学历、背景上，我都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，但在香港，我也有机会进入到本地一些大公司。面试的时候不会问太多年龄问题，不会问有没有考虑结婚、生小孩。”留港五年的郑雨说。

从一开始，郑雨就没有指望找到“对口”工作。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助理，主要是帮助欧洲客户下订单，准备出口报关文件，跟进物流进度等等。干了一年多，她顺利跳槽去了一家规模几千人的本地大公司，做起了HR工作，一做就是三年。

在这之前，她没有任何人力资源的学历背景或工作经验，这段经历让她感慨，尽管当时可选的行业不如内地多，但香港职场的“内卷”程度远远不如内地，“这么大规模的公司，愿意给我这样的‘小白’的机会。”

刚开始做HR时，郑雨主要负责计算薪酬、福利，每天和数字打交道，这需要非常熟悉香港的劳工法。最低薪资是多少，工伤保险如何处理， 税务怎么上报给税局，每天接受着“爆炸”的信息量，回家累得倒头就睡。即便如此，她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加过班。有一段日子，受公司人事变动影响，离职同事较多，她常常在工作日下班后加班，但公司严格按照每小时60港元计算加班补贴，每个月她会多出几千港元的收入，“心理上是能平衡的”。

在内地读本科时，她马不停蹄地连轴转实习，并不是因为勤奋，而是周围人都是这样，如果自己不做，就会陷入“找不到工作”的焦虑中。在香港，她似乎找到了更为舒适的工作节奏。

之后，郑雨跳了槽，仍然做HR，工作内容开始涉及招聘。每天大规模的招聘，参加劳工处不同地区的招聘会，让她逐渐了解香港劳动市场。像麦当劳这样的大型连锁企业，会聘请许多所谓“白卡人士”，也就是存在一些智力或精神障碍，但不影响正常社会融入，或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的人士来工作。

郑雨说，由于本地人才流失、出生率降低，现在香港本地的服务业，例如零售、餐饮、建筑等人员，以及高端行业如医护、律师等都大量短缺。她所在的公司，像基础文员或零售工作，只要是一份全职工作，收入基本都是1.4万港元起步，稍微辛苦些的仓务员，工资已经加到了1.8万港元一个月。

在招聘市场上，很多接近60岁的中老年人仍然在工作，他们享有选择权，能轻易手握几个offer，会对HR说：“我已经有offer了”，或者“我想找一份离家更近的工作”。

“现在人很难招。”郑雨说，但另一方面，这也反映出在香港职场上，“年龄”不会成为太大的影响因素。

郑雨的公司常常在政府劳工处上刊登一些职位空缺，比如前线零售门市的销售岗、仓务员等等。她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内地不同城市的大量电话问：“我现在人在内地，我可以申请你们的职位吗？”

郑雨总是回复，公司没办法帮忙申请到签证，而且需要至少有基础的粤语水平。不过，随着政府开始着手开放外劳计划，她判断，未来香港的就业市场上内地人会越来越多。

“从生活、教育各方面，香港的吸引力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。”骆勇是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的主要发起人，也是协会会长，他告诉凤凰网，年轻人才、高端人才仍处于观望姿态的原因或与香港产业发展的局限性有关。

“很多高端人才，在香港找不到对应产业。”他认为，湾区有很多产业发展得成熟、配套完善，如果和内地配套，香港就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才的建设作用，“我认为这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。”

学粤语，香港社会的“入场券”

在香港，粤语是融入社会的入场券。

梁茉读硕士时，班里70来个同学，只有10个是香港本地人，其余大部分来自内地，同学们之间可以用普通话无障碍交流，而老师上课通常讲英语。毕业后，她在补习机构工作，周围的同事、老板都是内地人，上课也用普通话教学。梁茉本身是个不热衷社交的人，圈子里几乎都是内地朋友，一直待在普通话的“舒适圈”里。

2021年，受疫情影响，补习机构学生流失了不少，梁茉不得不换了一份工作，去一家香港本地建筑公司工作。这时候，她才发现，这个岗位需要用粤语和大量香港本地人接触，一方面要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培训，告诉他们一些环保事项，另一方面要在办公室里写各种各样的文件，给甲方做报告、开会。

而她一点粤语都不会，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学习。

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梁茉男朋友身上。毕业后，他进入了一家中资企业做物流采购。当时部门负责人曾经评价他：“小伙子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讲粤语。”因为不会讲粤语，男友上班很吃力，接触的工友中有很多甚至不会打字，经常给他发一段语音，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口音。

两人下决心开始学习粤语。起初，梁茉一看到别人张嘴就开始紧张，不仅要担心对方说的时候听不懂，还要担心自己的回答对方听不懂，脑袋里还要疯狂运转，在两种语言里来回切换。

“有时候我说一句，他没明白，我就不敢再用粤语说第二遍。心里在想，究竟是我说得不对，还是我的声音太小，他没有听出来？然后我会用普通话说一遍，有时候他听懂了，会纠正一下我的读音。实在交流不上来就写字，还好中文都是能看懂的。”

半年时间，梁茉才基本适应日常交流。

郑雨和梁茉的经历极为相似。她们一样从内地人几乎占80%以上的研究生班级毕业，常常看不懂街上的霓虹字或餐厅里的餐牌。找工作时才突然“当头棒喝”，发现不会说粤语，在香港本土社会里几乎寸步难行。

“如果不会粤语的话，想要融入任何一间本地人占多数的公司都是非常难的。”郑雨说，当时不光整个部门只有她一个内地人，就连整间公司几千人，也都只有两三个内地人，“真的不用指望有人能跟你用普通话交流了。”

她那时在YouTube上关注了很多本地人，经常看他们的视频，习惯粤语使用的生活场景。出去购物的时候，她抓住一切机会跟店员讲粤语。刚开始内心很尴尬，一个句子里会有好多字念错，但她硬着头皮照讲。几次之后，她发现店员们的表情很平常，并不觉得有任何怪异。就这样每天跟同事、朋友、陌生人练习，到了毕业快两年的时候，郑雨基本上能完整说出所有句子了。

香港的第一道门槛：“太贵了”

2017年8月，梁茉从老家河南坐了七个小时高铁到深圳，接着从深圳入境香港。

那是一个台风天的下午，正值“8号风球”过境，下着暴雨，香港的小巴车停运。她拖着行李箱，好不容易打到一辆的士来到租住地。这是一栋位于九龙广播道的老旧洋楼，这片区域被人称作“广播道的贫民窟”。

合租屋总面积只有16平米，屋勉强能挤下4人。踏进门，是一条过道，两边摆放着两个床位，其中一个床位贴着阳台飘窗。往里走一些，两侧各有一间卧室，全都是单人床。过道走到底是洗手间，紧挨着洗手间门的是一间小厨房。过道和两个卧室都有冷气机。不过，房子太老旧了，各处都能见到漏水，冷气机和其他设施一样，用起来不太顺畅。

和梁茉一起同住的，是三个留学生，每人在各自的4平米个人空间内，拥有一个储物箱和一张写字台。房租平摊，折算成人民币，每人每月负担四千港元。为了公平，私人轮换着住卧室和过道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她又接连换了几个不同的租住地点。现在，她在一所港岛上的公立学校教书，住在九龙，每天早上要坐地铁过海。

尽管生活渐渐稳定下来，但买房对于梁茉这样的“港漂”来说，仍然遥不可及。

为了尽可能省钱，年轻“港漂”们锻炼出不少生活技能。

郑雨毕业后点外卖的次数只有10次左右。因为外送费很贵，即便餐饮店就在楼下，外卖运费15港元起步。她开始跑菜市场买菜、自己做饭。

除去偶尔加班晚了，公司报销车费之外，她也很少搭乘出租车，因为“太贵了”。不到20分钟的距离，就要收100多港元。有一次，她出门倒垃圾，没有带钥匙，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。她找来一位开锁师傅，从楼下铺面上楼，开锁，不过几分钟，收费350港元。

香港的住房大多都有些年头了，疏通下水管根据小区环境、所在楼层等阶梯收费。房屋越老，楼层越高，收费就会越贵。

“疏通管道三两下搞定了，但是收费七八百港元。任何涉及到人力的地方，都要三思而后行。”郑雨说，在港独自生活还让她学会了下水管堵塞的疏通方法。为了节省成本，她尝试过自己买“通渠水”倒进管道里，但效果有限。后来，她发现了一种细条形的工具，可以伸进管道深处，转动手柄，就能吸出里面大团大团的头发，和积存的各种阻塞物。

在一次又一次探索中，“港漂”们正在学习适应着这个“更高人工成本”的地方。

走上一条“未选择的路”

留港六年，梁茉身上发生了一些改变。

去年9月，在经历过培训机构和建筑公司的工作之后，梁茉来到香港一所公立中学当老师，主要教初中生普通话，以及教非华语学生中文。

普通话是中学的必修课，课表上，每个班每六天有一节普通话课。初中总共三个年级十四个班，她要教十个班的普通话课，还有一个班的中文课，平均每天排上三、四节课。

学校的普通话考试评级只会在成绩单上出现一下，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、评优或其他任何指标。不过，即便是语数外这类主要科目，在这所位列Band1的中学里，很难能见到“做题家”。“他们不是像内地学生那样按部就班的，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那么‘乖’。”梁茉说。

每天下午的七、八、九节课，学校经常组织一些活动，比如参观故宫博物馆、体验3D打印、游泳比赛、跳绳比赛、辩论赛、书展，所有学生只要报名都能参加。如果跟课程冲突，他们就不用上课了，这也导致很多被占用的课程很难补回来。梁茉常常接到通知：“某某班某某学号某某姓名的学生会在某某时间段参加某某活动，如果他们没有出现在课堂上，请你多多包涵。”

“学生们不会为课程做出让步，他们觉得活动和上课是同等重要的。”此外，她还会收到各种各样没有在内地学校见过的请假理由：“今天我生日，我就不来上课了”，“我和爸爸妈妈要去旅游，这段时间请假”，等等。

从小生长在河南，经历过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高考竞争，一开始，梁茉对于这些情形感到匪夷所思。这些学生有自己的想法，更加自我。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她开始思考这些问题。

“我从小是‘好学生’。上学的时候，老师说了什么，就好像圣旨一样，我都会服从。对于老师来说这或许很好，因为老师很容易掌控课堂，能很好进行他的教学计划。对于年纪还小的学生来说，这或许也不错，他们没有成熟的判断力，老师会教会你怎样是正确的。但是随着成长的步伐加快，如果自我意识没那么强的话，离开了学校，离开了别人的指示，你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吗？你能看清自己的意愿吗？好像就有点迷茫了。”

梁茉想起自己拿到学校老师岗位的offer时，身边的朋友都对她说“恭喜你，终于拿到了自己的dream job”，她却说“这不是我的dream job，这是我爸妈的dream job，是我家人希望我要做的事情”。实际上她真正喜欢做什么工作，好像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有一段日子，家人对港漂的她说：“生活压力那么大，要不回家考个公务员吧。”但梁茉感觉自己已经没有退路。她想更勇敢地承担着自己选择留下的结果，即便前路满是未知。

“就像那首诗里《未选择的路》里写的，你永远会想象自己没走过的那条路，会惦记，会向往，那是我不曾拥有过的另一种人生。”她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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